美国人史沫特莱：从爱上红军到爱上中国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小康》记者 张玉荣
“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作者以细腻动情的笔触记录朱德60岁之前所走过的道路，并满怀深情地如此评价中国“史诗般的长征”。
该书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活动家、美国著名作家、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伟大的道路》也把红军长征作为书中最重要的篇幅。《伟大的道路》中单列了一章“长征篇”，绘声绘色描写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的苦难经历和英雄气概，还详细地记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情况。
她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结缘中国
史沫特莱，1892年2月出生在美国南部的密苏里州，一个农村的贫穷家庭。她们家因为父亲的工作原因，搬到了矿区。由于家境困难，史沫特莱当过报童、服务员、推销员和卷烟工，最后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师范学校完成了大学学业。青少年时期的苦难磨炼了她坚忍不拔的个性，也铸造了她坚定的革命人生观。她投身革命事业，曾被捕入狱。
1916年到纽约，史沫特莱投身于政治斗争，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撰稿。1925年，她在莫斯科参与了国际反帝国主义运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共产主义运动。她一直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人，经常参与女权运动。1925到1927年，在柏林的时候，她开始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交往。
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进行长时间的采访，足迹遍及全国。在上海，她认识了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并协助宋庆龄处理了一些文件。希特勒上台后，她改为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每周发回两篇报道。撰文报道江西的革命斗争，写出了《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文章。
1934年史沫特莱再次访华。
1936年初，接连好几个晚上，在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寓所，鲁迅和史沫特莱以及作家茅盾、萧红、路易·艾黎等，都围坐倾听着一位青年作家的讲述。这位青年作家，就是中共党内领导文化工作的重要人物冯雪峰，他刚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受到党中央的派遣，从陕北来到上海开展工作。
史沫特莱和鲁迅等左翼作家都迫切希望了解红军长征的情况，于是，冯雪峰就在鲁迅家里，讲述了中央红军英勇长征的艰难历程。由此，史沫特莱对“那史诗般的长征”有了一些颇为具体的了解。冯雪峰的叙述“虽然是平静和真实的，但是充满了无数难以置信的艰苦和不屈不挠的图景”。
奔向红区
正是这种“图景”，驱使史沫特莱一往无前地奔向红区。
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史沫特莱应邀来到延安。一路上受到左权、彭德怀和贺龙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史沫特莱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采访，写一部像《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后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接着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一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伤兵之母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
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
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上。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筹建和派往中国，是史沫特莱、朱德总司令和尼赫鲁先生之间的互动促成的。史沫特莱首先给尼赫鲁写信请求援助，朱德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下也给尼赫鲁写了一封求助信，随后尼赫鲁积极回应，号召国大党乃至全印人民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史沫特莱在劝说援华医疗队放弃国民党建议的留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选择前往条件更艰苦的八路军驻地工作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医生曾写道“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我们早把她视为向导和师长”。
魂归中华
因病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
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史沫特莱继续在贫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奋笔疾书。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
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终年58岁。次年5月6日，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的生平和写作说明，她不单单是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政治人物，史沫特莱来华以后，不仅积极支持中国红色革命，投身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而且通过办刊、写作等方式，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红色革命和左翼文化。”在《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文化》一书中作者刘小莉如此评论道。
编辑/麦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