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怖袭击让全世界看着揪心。不少人都在问为什么会发生?谁制造了这一切?从目前媒体披露出来的消息可以看到，是与中东恐怖主义组织ISIS相关的极端分子制造了袭击，目的很单纯——用他们最为惯常使用的“以血还血”的模式，来为在叙利亚战场死去的“战友”，以及在西方空袭下丧生的妇女儿童报仇。
木叔曾在以色列一家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与反恐专家、学者有过多次交流。对涉及恐怖主义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有所思考。因而愿意借着巴黎恐袭，谈谈对中国反恐的一些启示。
木叔首先归纳出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4个特点。
首先，恐怖事件增多，反恐意识向民间渗透。
近些年，除了公开的之外，出于安全考虑和媒体不掌握情况的恐怖袭击事件、或者提前被挫败的预谋袭击也不少。今年3月木叔在参加两会新疆团开放日时，张春贤对上百媒体公开透露了类似的消息，中国官媒也进行了报道。
木叔通过录音笔记将其抄录：“最近破获有一些是直接参加、参战以后回来的，也有!但为了破案，为了减少人民生命伤亡、保证安全，有时候也是需要保密一段时间的。透明公开是xj的原则，讲究效果是xj追求的目标。有时候大家也要理解xj某些情况。” 这体现了官方反恐的意识增强，同时媒体也说明反恐意识开始从官方向民间逐步渗透。
可以比较的是，欧洲的恐怖袭击案件最近呈现增多趋势，他们活动频繁说明能量日益加大。对全社会而言，时刻紧绷反恐的弦是反恐斗争的必须和共性。
第二，涉华恐怖势力声索需求日益向国际接轨。
恐怖主义总是声称别人破坏了自己，自己是受害者，所以才变成加害者。比如涉华恐怖组织声称他们的领土被汉人占领，所以要成立一个所谓独立国家。这和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打着反对犹太人占领的旗号，对以色列的居民住宅等设施发动袭击;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谋求在中东成立一个“库尔德斯坦”，因而不断袭击平民如出一辙。
这次巴黎恐袭，来自叙利亚的肇事者就是声称叙利亚人被西方屠戮，因而需要报复。
第三，涉华恐怖主义越境培训和跨境活动的特点日益明显。
“基地”组织、ISIS和xj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势力相勾结，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们在境外培训恐怖分子和追随者，教唆其回国参加“圣战”。同样，ISIS也是中东很多恐怖事件的策源地，甚至是全球恐怖主义传播的最深根源。
一个例子同样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两会场合，木叔听到张春贤在回答“有没有xj人越过边境去中东参加IS?有无这样的风险”的问题时毫不避讳地说：“有这样的风险、也有这样的可能。实际上也有这种情况。”而巴黎恐袭显然也带有境内外勾结的特点。
第四，妖魔化中国的手段和ISIS等恐怖势力如出一辙。
ISIS等恐怖主义势力和涉华恐怖主义势力对所反对的政府进行妖魔化宣传的手段极为相似。这些政府都被贴上了种族主义或者叛徒的标签。比如被西方认定是恐怖主义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就认为土耳其政府实施种族灭绝政策。ISIS认为一些和西方关系密切的穆斯林成了叛徒，因而应该被杀死。那种惨无人道的斩首视频录像已经广为流传。而涉华的恐怖主义分子也将中国政府宣传为铲除宗教和民族属性的“种族主义势力”，并将非汉族军人、警察和群众当作“叛徒”而无差别加害。
在这种背景下，结合巴黎恐袭以及在中东的一些经验，来谈谈巴黎恐袭案和其他先进反恐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有何种启示。
首先，情报工作是重中之重。
任何恐怖袭击案只要发生，肯定要首先责备的是情报工作没做好。巴黎恐袭亦如是。其实此前《查理周刊》一案已经给巴黎敲响了警钟。如果说《查理周刊》事发突然，那么这次巴黎多点开花的恐怖袭击显然是经过比较长时间预谋和准备的。法国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没能提前预警和处置，是惨案最令人遗憾的一个方面。
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就在于反恐预防上，以反恐大国以色列为例，该国将分析反恐情报、反恐动态、截获反恐信息等预防性措施统合考虑，将其作为反恐的重中之重看待。这也是最近十多年来，以色列被大小恐怖势力盯上、包围乃至公开威胁，但是国内极少出现大规模恐怖袭击，特别是ISIS至今未对以色列国内袭击的原因。偶尔耶路撒冷出现巴勒斯坦人刺杀犹太人事件，更多是针对个体实施，与巴黎恐袭或血洗《查理周刊》不可同日而语。
自然，对中国而言，反恐情报的处理也是最紧要的问题。这就不具体展开了。
其次，综合反恐措施要有力。
巴黎恐袭的一个特点在于多点开花，同时作案，手段多样。类似的恐怖袭击，看似复杂，但准备工作也必然要增加沟通成本与时间成本，这是反恐最佳的时间差。一旦情报首先被截获，顺藤摸瓜地从网络、个人消费记录等处都可以分析作案的可能地点与时间。
当下全球“预防性反恐”的特色就在于并不只是对恐怖组织的内部机密情报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对网络进行监控，对恐怖主义的舆情进行分析。既可以从恐怖组织中最基本的影像资料、文章话语和宣传组织中来获得恐怖主义的动机、目标，并判断他们的能力和作为;也可以从其他媒体和国家对其报道和的角度来进行再分析与国际协作预警，由此提高预防恐怖主义事件的概率。
此外在反恐措施上，要将法律、行政和军事手段密切结合。比如出台反恐法。该法律甚至将被恐怖主义者利用的无意识的特殊行业从业人员，都列入了可能被法律制裁的名单中，比如边境安检员、出租车司机等，以此来增强全社会的反恐意识。
还是以色列的一个例子，比如在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登机前要对乘客携带的行李和托运的行李一律实施开箱检查，甚至出境时也不例外;在以色列公共场合的入口处，包括商场、公园、车站、甚至超市都会实行人身扫描式的安检。
另外以色列有摩萨德和辛贝特两个内外安全保障机构，分工协作，处突反恐，各司其职。有专门的反恐部队、反恐院校，国际合作也十分密切。比如与美国、欧洲的反恐演习层出不穷。中国在加强国际反恐协调上也应更努力。
第三，避免对特定族裔和宗教标签化。
木叔注意到，巴黎恐袭案中，在肇事者被警方击毙前，他们都会呼喊宗教口号，甚至公开提及叙利亚战事。毫无疑问，巴黎恐袭与叙利亚问题紧密相关，甚至不排除最近难民事件发酵影响到了恐袭策划的广度和深度。
木叔不想分析法国乃至欧洲难民接纳政策的好坏、对错，只想说明，这种政策造成的结果可能是两边都不讨好——“原住民”的权益不可避免被外来难民稀释，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被新人“破坏”后的心情可想而知;而也有“难民”则认为当地政府和社会没有提供真心接纳他们的土壤和条件，因而隔阂与不满随年而增。特别是只要发生恐怖袭击，就对某种宗教和信徒“标签化”的举措，实际上让社会关系日益紧张。
这点以色列很注意，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将恐怖主义和平民严格区分。这点值得所有恐怖主义受害国借鉴。
以色列有75%的犹太人和20%的阿拉伯裔公民，即使是在巴以矛盾数十年没有解决的背景下，以色列也从没有将20%的阿拉伯裔公民贴上“标签”。相反政府在某些日常政策上还向非犹太裔倾斜。
去年掌管以色列北部边境安全的“戈兰旅”旅长由一名阿拉伯裔德鲁兹人担任，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首位非犹太裔戈兰旅高级军官，体现了政府对少数族裔负责国家边境安全的放心态度。此外，以色列国内的大小工程，包括受到争议的定居点和隔离墙工程，其实大部分都是巴勒斯坦工人在修建，这样他们才有工资，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只有让少数族裔真正融入社区、社会和国家生活，是防止恐怖主义大规模滋生的一个很重要措施。尽管少数巴勒斯坦人袭击犹太人，但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依然在以色列的方方面面存在。中国和欧洲人应该更加重视这种潜移默化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另外在和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进行“反恐战”前，以色列会通过手机短信、传单、电话等对准备空袭目标附近居民进行提前告知，要求他们撤离。对战争中受伤的平民也会送到以色列或者战地医院救治。在叙利亚内战中，以色列人也如是在戈兰高地边境设立战地医院，救治叙利亚伤员和民众。这种“国际秀”让一些存在潜在冲突和矛盾的领域爆发袭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虽然他们做的不完美，但一些经验完全足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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