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黄文政是在6年前一次人口论坛的午餐会上。
4人方桌，除了我，其余3人都是参会的嘉宾。得知我记者的身份后，黄文政立即停止了就餐，从随身的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摞资料，或者装订成册，或者分页标注，那些都是他亲自书写的手稿。
黄文政的语速很快，提起当时的人口问题，更是滔滔不绝，而且，谈论此话题期间一直愁眉不展，那种忧虑以及痴迷程度，以至于多年间，记者一直以为黄文政只是一个致力于人口研究方面多年的专家。
后来得知，黄文政此前涉足的领域跟人口根本不沾边。
大学时，黄文政就读的是数学系，硕士时就读的是系统工程，曾在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任教。1992年获美国奖学金去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系念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2003年加入华尔街千禧年对冲基金，2009年他与同事在华尔街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2010年将公司迁到北京和香港。
“念书时，偶有接触人口学方面的知识，但并未细想人口政策方面的问题，甚至，刚去美国念博士时，还与美国同学争论，为计划生育政策辩护。直到2000年初，我在美国的华文网站上偶尔看到人口学者易富贤的一篇文章，内容列出了世界各地的生育率，其中东亚全球垫底，这些数据让我感到震惊。”此前，黄文政一直觉得，东亚尤其是中国人很喜欢生孩子，这些数字让他认识到自己这个想法太过想当然，之后他开始分析相关数据并对人口相关的各种观点和论证做深入思考，最终发现，过去有关人口的几乎所有观点同样基于类似的想当然。
此后，黄文政开始怀疑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且与易富贤有了交往。但是，真正激发黄文政归国并参与推动人口政策的决定源于自身的经历。
黄文政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独生子，那时的独生子女还非常罕见，美国留学期间，黄文政曾把父母接到美国，但父母因不适应海外生活最终回国，此后，黄文政父母的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孤独中度过。
2009年，黄文政的母亲去世，在生命的最后4年里，她因为糖尿病引发尿毒症，必须每周去医院做三次血透或血滤。
“那时候，巨大的精神压力让我难以承受，多希望有个兄弟或姐妹可以在精神上分担一点。”黄文政表示，母亲去世前的最后一个半月，他、父亲、保姆、一对母女护工、十几个表兄妹以及妻子的兄妹24小时轮流换班看护母亲，直到她去世。
即便如此，他依然清晰地记得母亲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抱歉，妈妈没能给你留下一个兄弟或者姐妹，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2010年，母亲去世的第二年，黄文政把太太和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一同带回中国生活，此后，黄文政便一门心思地走上了研究和推动中国人口政策的道路，而对人口问题的，让他在繁忙和高压的投资工作之外，开辟了一条耗时、耗力还耗财的人生之路。
据记者了解，仅近几年，他与同为人口专家的梁建章等人组织各类人口研讨活动就达四五次，发表各类演讲几十次，仅2012年至2016年，他就与梁建章等人合作发表人口方面的文章120多篇，近80万字。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新、澎湃、BBC、美联社等国内外数十家媒体上都曾发声。
“其实，我真正喜欢的是认知科学、经济理论乃至文明起源之类的问题，人口问题并不是兴趣使然，而是看到未来的危机不去尽力心里会感觉更伤感和痛楚，如果不关心人口问题，我觉得自己会轻松愉快很多。不过，在人口方面的努力让我有机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心怀家国的朋友，这点也许是个人方面的最大收获。”黄文政的严谨和认真，在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
“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前夕，黄文政联合了许小年、陈志武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建议书，呼吁尽快进行生育政策改革，此前，这样大面积的声音是没有过的。
2013年，中央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此后，“全面二孩”随之启动。
“结果让人欣慰，但我还是认为，步子仍可以更大一些。”黄文政表示，我希望国家能认识到“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也希望这项改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新起点。
编辑：李明徽 主编：公培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