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李兮言 发自广州
“任仲平”是《人民日报》的金牌作者，自1993年开设专栏以来，每逢国家有重大议题或将发生重要转变时，任仲平都会主动发声，引领舆论甚至股市涨跌，有网民称其为中国的“政治读本”。但任仲平不是一个人，而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集体笔名，他的诞生，与上世纪90年代初蜚声国内外的另一著名集体笔名“皇甫平”有着密切联系。从皇甫平到任仲平，周瑞金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在“任仲平”之前，“皇甫平”无疑是曾经对中国局势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另一集体笔名，他的东家，是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
皇甫平引发巨大政治注意力
1991年，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联手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共同署名“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是第一篇，其后三篇分别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四篇系列文章一扫当时舆论上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沉闷气氛，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构成了名振一时的“皇甫平系列评论”。
“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发表背景’。特别有意思的是塔斯社，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塔斯社驻上海记者一定要来采访，询问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的？是不是邓小平？他们很敏感。”周瑞金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说。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这场交锋最终尘埃落定，“皇甫平”的涵义也才为人所知：周瑞金的老家在福建安溪，闽南话中，“皇”与“奉”读音相似，“皇甫平”取的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之意。
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迎来第二次思想解放，舆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日报》领导班子作出调整，1993年，周瑞金调至《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负责评论宣传工作。
“任仲平”逢重大节点必发力
进入《人民日报》不久，领导希望周瑞金再写一点“像皇甫平”那样的文章。周瑞金再次创造的笔名最初叫做“任仲文”，取意“《人民日报》重要文章”，后改名“任仲平”，取意“《人民日报》重要评论”。
“任仲平”的大名，建立在《人民日报》的影响力之上。任仲平诞生的最初目的，就是担当支持中央改革精神的舆论宣传手。“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背景下，我想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写一个自由度比较大但是又能体现中央精神的重点评论文章。因此有了‘任仲平’系列。”周瑞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1993年12月22日，适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15周年，“任仲平”首次亮相《人民日报》，发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评论，用4465字的篇幅阐述“改革的要义、经验、方法以及未来目标”。
1994年初，“任仲平”发表《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一文，影响巨大。该文章是任仲平为 “配合党中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重大改革”所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当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凭借该文，“任仲平”获得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自1993年以来，22年间，每逢党、国家以及社会有重大事件发生或思想上有重大变化之时，“任仲平”往往都能主动出声、设置议题。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按国际公认标准，我国已走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对于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任仲平以《再干一个二十年》为题，就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进行论述。此外，在2000年的“思想教育”，2001年的建党80周年，2005年的“非典”，2008年的“冰雪灾害”、“汶川地震”以及“奥运会”，2009年的建国60周年等重要事件节点上，“任仲平”均有发声。
政治领域之外，人民日报评论在经济领域同样发挥重要影响力，中央包括宏观调控在内的多次重大经济决策，都会在《人民日报》刊载评论指引风向。在任仲平最新文章《向着第一个百年目标迈进》中，对中国经济大势特别提出：“不久前，中国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6.9%的增速好于预期。虽然仍有人偏好各种版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和‘硬着陆’预言，但越来越多人开始以更理性和长远的眼光，审视中国经济的‘大势’。”
继周瑞金之后，《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张研农任“任仲平项目组”组长，他曾将“任仲平”的文章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3年到2003年5月，是初成风格阶段，每年一到两篇。选题上，偏重理论时政的大主题，宏观的理论性题目比较多。这个阶段10年之内，一共写了20篇，平均一年两篇；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任仲平”的创作进入了有规模、有机制、有影响的阶段。
郑青原，一种“更高级”的笔名
党委机关报一向被视作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周瑞金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日报》坚持一天一篇社论，这个时期的社论并不完全由日报编辑部撰写，因为涉及中央各个部门具体的指导工作意见，社论常常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撰写，以便能够起到组织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的“晴雨表”作用一度中断。邓小平掌舵后，多数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社论事宜，转由书记处与中宣部并该报酌情处理。在这一决策实行之前，据《人民日报》公开资料显示，邓小平先后批阅修改过《人民日报》的106篇文章，均为社论与重要评论员文章。邓小平最后一次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是在1978年。
在周瑞金主持《人民日报》评论部阶段，《人民日报》社论及重大评论几乎都出自编辑部内部之手。周瑞金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任仲平”等专栏评论不同于社论，选题拟好经社长、总编审改后就可以定稿，稿子不必送至中央有关部门审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皇甫平”“任仲平”为代表的党委机关报署名重要评论文章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一批党媒评论撰写人员从幕后走向前台，进入外界视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雪冬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笔杆子”文化在很多国家都有，但中国尤其重视，党和国家一直强调宣传和引导民众对政策的准确理解。
愈来愈多的集体笔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不同笔名涉及的评论领域有所不同，“任仲平”多用于分析重大改革等问题，“仲祖文”一般用来阐述党建工作，“何振华”则多用于涉藏或涉外评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郑青原”。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刚刚结束，会议主要内容为筹划“十二五”规划。此时，《人民日报》以“郑青原”笔名连续刊发五篇评论。人民网、新华网转载媒体报道认为：郑青原是比“仲祖文”和“任仲平”更高级别的化名或谐音。从语音联想，“郑青原”有“正本清源”之意，显得颇为与众不同。
“风向标”意义
如今媒体形式的“花头”越来越多，在新的舆论格局中，《人民日报》副总编兼评论部主任卢新宁曾撰文提出，“人民日报评论已不是一枝独秀”。在纷纭复杂的舆论场和全球化的媒体语境下，“任仲平”的文章有了新的使命：让党报的“声音”最大限度地为世人所接纳。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雪冬表示，作为中央党委机关报，这些年来，明显可以看出《人民日报》一直在努力适应社会话语的改变。“语言更活泼生动，表达也更贴近受众，”杨雪冬说，“与过去的评论员相比，以后的‘笔杆子’会更加专业化。原来的评论可能宏观叙事多，但现在可能会对具体、微观的问题得更多。评论部的团队化也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现在需要评论的东西太多样化了，不是一两个人能做到的”。
随着国内政务更为透明公开，舆论更为开放，杨雪冬认为，《人民日报》等党媒已经不再是了解中央思想的唯一窗口。但无论怎么改变，其作为“风向标”的作用依旧存在。
当下中国经济使用最高频的词汇“新常态”，最早出现在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表述中。2014年8月5日至7日，《人民日报》接连三天在头版位置刊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包括《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和《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这三篇文章针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内容和意义。由此，国内舆论对“新常态”的概念逐渐清晰。
习近平与《人民日报》颇有渊源。习近平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是在1984年12月7日的第四版，题目是《中青年干部要“尊老”》。据人民网[微博]2014年的统计文章显示，从青年时期起，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共发表过署名文章达75篇，任职中央之前发表17篇。
“党的机关报确实是代表党讲话。它的社论、重点的评论文章包括署名文章，都应该体现党中央的精神。党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它是很鲜明的，所以被称之为‘风向标’、‘晴雨表’。不要说现在有的人不愿意看党委机关报了，关键时刻，党报的评论很受广大民众注意，因为它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周瑞金说。
